| 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多国媒体记者将汇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次会议(COP15)。
据《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消息，到目前为止，报名参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会场所能容纳的15000人的上限。他们将不得不限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记者每天进入会场的人数。
这样一个会议让我想起四年前，2005年12月中旬，在香港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那时候，《京都议定书》虽然在年初已经正式生效，但大多数人对气候变化这个关键词并没有什么概念，媒体对之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和热情。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则是当时的一个热点话题。
我还记得去香港报道那次会议时的情景。当时，有149个世贸组上海到衡阳物流织成员的近6000名代表、20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世界各地近4000名记者涌到香港会展中心这一弹丸之地。当然，跟哥本哈根的规模比起来，仍然略逊一筹。
和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一样，香港部长级会议在当时被寄予厚望—— 如果要在2006年底前完成多哈回合所有的谈判，在香港部长级会议上取得全面突破，是一个前提条件。
然而，就像现在，各方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已经调低了预期一样，在香港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各方也已经不得不调低预期。
从很多方面，目前的气候多边谈判让我想起多哈回合贸易多边谈判。最大的相似点，或许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难以协调的根本利益分歧。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气候多边谈判中，还是贸易多边谈判中，谈判都被分割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分歧的焦点是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而在气候谈判中，分歧的焦点是，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具体减排目标，以及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所应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同时，在不同的阵营内，又都存在着明显或微妙的利益诉求差异。比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欧盟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处于绝对的守势，美国则有攻有守；而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内，印度在农业关税问题上亦是有攻有守，农业出口大国巴西则处于完全的攻势。
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不必说，美国是“一枝独秀”。即使是在对外表态团结一致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内，亦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
目前，发展中国家被人为地划分为三大类——中国、印度这样的“先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The least developed)，以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最脆弱国家”，如一些岛国。对中国来说，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很多发展中国家。
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区别来分化这一阵营，无论是在气候还是贸易多边谈判中，都是发达国家试图使用的一个手段。
今年10月，当我第一次报道气候谈判大会——曼谷的《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大会时，感觉就像回到了多哈谈判的现场。
记得欧盟环境总干事ArturRunge-Metzger在一次新闻发布上海到湘潭物流会上承认，目前的谈判确实是“互相戳手指的游戏(finger-pointinggame)”，即谴责别人不作为，或是“你不动，我就不动”。比如欧盟说，除非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欧盟才会将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在1990年基础上)。
美国更是这个游戏的行家，不谈自己不愿承诺任何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只把矛头指向先进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够多。
这也正是多哈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互相指责，要求以另一方的行动作为我方行动的前提。然而没有一方愿意主动妥协，结果就成为一个僵局。
当然，气候谈判和贸易谈判在属性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即气候谈判讨论的是一个影响地球和人类生存的公共产品问题，其道德制高点远胜于贸易谈判。不过，单从形式上来比较，目前的谈判僵局多少反映出多边谈判的普遍困境。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从贸易谈判中的领导者地位变成在气候谈判中的“绊脚石”角色。欧盟则取代美国成为气候谈判的领导者。
中国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的中国刻意采取了低调姿态。由于中国在加入世贸时已经做出较大的承诺，因此在谈判中触及的利益并不很尖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