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191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梁实秋曾经这样描述它早年的风貌。 上海到 长沙货运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门，以清朝的皇家园林为基址，原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后被拨做游美肄业馆，即清华学堂。修建校舍时，“乃先支银七千一百七十二两，筑围墙六百五十二丈”。1911年初，随着围墙的合拢，校门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有清末要臣那桐的手迹“清华园”，古典优雅的校门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标志。1933年，清华大学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
“二校门”的倒掉
1966年8月24日下午，伴随着“只准左派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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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典西洋砖石结构大门，在锤子的敲击下，在汽车拉绳的拖曳下轰然倒塌，“二校门”周围的大字报则在被撕毁后付之一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对此记述：“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纠集11所中学的红卫兵来校搞红色恐怖，撕毁所有大字报(其中有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推倒‘象征封资修’的二校门。后被称为‘八·二四’事件。”
“二校门”被毁事出偶然。196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贴出了质问王光美的大字报，王光美是当时进驻清华大学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骆小海回忆：“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
当时的电子系研究生、后来加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414派”的陈弘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的带领下，上千名红卫兵冲进清华园，拉倒了‘二校门’。他们把一些校、院系领导和‘黑帮’拉出去游街，拉倒了‘二校门’后就押着他们拆，拆完了搬砖。当时主要是中学的年纪比较轻的红卫兵，他们自己也干。”上海到湖南货运
处在被押之列，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健对此有着惨痛的记忆：“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
“这是清华无政府状态的开始。”时隔40余年后，旁观了“八·二四”事件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这样总结。
提议修建毛主席像
1967年初，在一次开会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程国英提出了一个主张：“二校门”被拆后，显得空空荡荡，是否可以在那里立一座毛主席塑像？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当时实际控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的支持。“我相信那时的提议不是政治投机，而是对毛主席的敬仰。”当时的雕塑组成员郭德说。
雕像筹备组很快成立起来，包括美术教研组教研室主任、雕塑家宋泊，青年教师郭德和宋泊的夫人徐沛贞。“团派”派来的高鲁冀担任负责人。
做塑像首先需要设计稿，年过半百的宋泊尽管在雕塑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仍不敢贸然动手。已经被划成“右派”的他早就挨过清华附中“造反派”们的打，对雕像蕴含的政治风险也心中有数，加之时间紧迫，筹备组很快在北京雕塑玉器工厂选定了叶毓璋做的一座九十多公分高的毛主席全身像设计稿，并得到了“团派”负责人的同意。
“我们是按照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形象选的。毛主席穿军大衣、戴军帽，向群众挥手。”79岁的郭德回忆。设计稿拿回来后，光是放大就用了1个多月。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的雕塑家张松鹤也在后来加入。“因为张松鹤是党员，给毛主席像塑脸的任务就交给他，宋泊和我负责做身体和衣纹。”
郭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最后浇注完水泥，有一道工序叫‘剁斧’，因为这样表面就像花岗岩了，要把它剁平。我们教研组所有的老师都参加了，有些不是搞雕塑的，也都上去过过瘾。”
这座塑像不同于以前的空心塑像，而是采用钢筋水泥进行了实心的灌注，这项工程是由清华大学土木系自行完成的，“自己舂水泥、用的是麻花钢，(塑像)腿上的粗钢筋一根挨着一根排得密密麻麻！”郭德说。
1967年5月4日，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原址上，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正式落成。
第一座毛主席像的轰动效应
1967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1964年入校的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王文中和他的同学们负责毛主席像周边的警戒、保卫工作：“由于没有革命者应该高、大、全的概念，我们在安排人员时，几乎都是自愿报名，谁积极就让谁上。结果一个小个子的曾同学给放在了主席像的左前位置上。”
这一安排引起了一些记者的不满，他们认为安排的人员个子太矮，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和红卫兵的形象。“为此我们还绞尽脑汁，编了一套善意的谎话，将曾同学给哄了下来。”王文中回忆。
“团派” 还专门在塑像旁装起了当时罕见的钠灯，四面照得通明。取代了“二校门”的毛主席像成了新的景点。因为毛主席像的高度要远远超过原来的“二校门”，人们需要退到几十米外才能够照全景。各地为造毛主席像，前来参观取经的也络绎不绝。“团派”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像组从放大到浇注整个过程编成一套材料，以供来访者索取。郭德还记得：“北大西门、二炮司令部都用了我们的模子。有的外省市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我们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刊登在1967年5月1日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5月4日该题词手迹就迅速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完美”的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后，该手迹被清除。
“三数模式”
毛主席塑像和毛主席像章、红宝书一道，成为了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在那个年月，人们对领袖的热爱之情难以抑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韶山火车站、海军大院……从南至北，毛泽东塑像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由于校内的红卫兵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座毛泽东塑像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上体司、红三司、外语学院革造部、红卫兵新复旦师、新师大师”等十七个红卫兵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主席像的消息后，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尽管巨型立像没有造成，但各大学都纷纷建起了毛泽东塑像。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修建的毛泽东塑像高7.1米，加上底座3米，总高度达10.1米，且底座上和清华大学一样刻有林彪题词“四个伟大”。
复旦大学红卫兵“新复旦师”则在修建毛泽东塑像时独创了一套完整的“三数模式”：像高7.1米，加上5.16米的底座，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7月1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 即“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而7.1加上5.16，正好是12.26，又是毛泽东的诞生日。这套“三数模式”也被许多地方在修建毛主席像时仿效。
“后来到处都建，有些地方就做得差。北大图书馆前面那个毛主席像就不好，脸型、衣服不太像主席了。清华这个像立起来时，一片赞美，没有听到人说不好的。”身为当年雕像组的一员，郭德至今仍感光荣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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