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者 苏女士从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以230万元，拍得吴冠中先生先的一幅油画，后被吴老亲自证实为赝品，由此引起了诉讼。一审居然是驳回苏女士的诉求请求。原因是拍卖行在事先有免责条约，就是说：我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一切由买主自己判断。
一般人想像中对拍卖行的信任要远远大于对画廊和个人之间私下交易的信任，这种想像源自于习惯上对“公家”概念的信任。这种算是过时了的商业伦理，如今遭到颠覆，即拍卖行这种机构已经不负责拍品的真伪了，说明艺术品交易市场建立了新的商业伦理。现在，收藏界十分期待上诉到高院后的裁判结果，如果继续驳回的话，将对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收藏市场，产生不可忽视的效应，该案例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先例。
由此再挖掘一下文物鉴定等等背后的事儿，不算是题外话，也许能让人从另一方面理解这个事儿：这几年，文物市场有一个现象，即专家多以判断文物为假作为其鉴定结果的越来越占多数。一方面无疑是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假货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专家们的确遇到了他们自身的问题。许多专家宁愿将东西说成是假的，这是因为说成是假的，即便算是打眼儿，也相对安全，也给人一种严格的感觉；相对来说，肯定一件作品是真迹、真品，是有风险的，假如别人从另一方面将同一件东西说成是假的，先前判断鉴定是真的的那个专家就会很难堪，因为文物市场、收藏市场上的信息来源也不乏捕风捉影，甚至利用一个鉴定事件打击异己。所以，专家们现在也学精了，判断一件东西，在两可的时候，宁愿说成是赝品、假货，也绝不说成是真的。同时迎合了人们面对鉴定的普遍心态。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紫砂壶，存世的一些款上海到长沙货运名为已故大师的遗作或健在大师的旧作，送到大师的后人或学生那儿鉴定，多数被说成是假的。原因是：东西不在他们手里，就说成是假的。有的则通过鉴定为假货，来掩盖否认大师曾经参与过的尴尬的政治活动。同样的事儿发生在几位已故书画大家的后代身上，因为大师从前的作品流散得很多，现在家人后代手里所剩不多，或精品不在手里，一旦市场上出现一幅大师的作品，其家人后代就往往宣布为假的、赝品。导致一些人手里有大师的作品，不敢轻易亮出来。只有已故画家黄胄先生的家人后代的做法值得欣赏和推广：向全世上海到张家界货运界发出邀请，凡是手里收藏有黄胄先生作品的收藏者，将作品送到制指定地点进行牌照、登记、建立基本资料档案。过后原件返回到藏家手中。因此黄胄先生的作品全貌得以保存。
现在拍卖行不敢承担保证拍品真伪的责任，跟这个时代权威专家的缺失有关系。其实过去时代造就的几位鉴定权威，格局鼎立，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到来的后期，已经乱了阵脚了。某些鉴定权威也是看钱说话的。即收了鉴定费，好歹写几句鉴定结语，都是朝着有利于出钱者去的。比如，某已故鉴定家，曾到港澳鉴定书画作品，收了鉴定费，在被鉴定的据说是明清字画上提款，往往不直接写某某真迹，而只写自己对该作品的欣赏，词句模棱两可中，流露出对作品的欣赏。但也不保证真伪，江湖功夫非同一般。
所以，所谓专家和权威家这样自己把自己做死了。由于缺少一个权威的鉴定群体——虽然有些后起的鉴定家，眼力学识都够，甚至鉴定水平超越前人，但因时代造就不了名声和权威地位，也在艺术品市场的鉴定上，发挥不了多大的实际作用。
一般人收藏，对专家鉴定的依赖是很普遍的。但是不要忘了，专家也就是学识丰富，且见得多而已，是经验的积累，每个专家都免不了是经验主义者。这样，问题来了：假如出现了一批连专家都从未见过的东西，专家在此就失去作用了。比如某收藏家，手里有一批古玉，品相之好、器形之完整、体制和数量等等，国内外各博物馆均未见收藏。如此一来，古玉鉴定专家都没有见过。这时候，专家就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假货、是仿品。但藏家现在不愿意将这批东西亮出来，就是怕专家们都喜欢下“假”的鉴定结论。
一切都是“利”字驱使，所以，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的艺术品市场，才显得混乱，出现了拍卖行拍出假画、再产生了拍卖行因免责而体现出的新的商业伦理，不是偶然的。 |
